在江苏南通崇川区陈桥街道育爱村，有两个名字很少被人提起：陶思华、陶思成。
他们是亲兄弟，也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不过的农民。如果不是一份信访材料，他们的名字或许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共视野里。但恰恰是这份材料，撕开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：当一个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土地，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错过政策，这笔账，到底该谁来认？
时间拨回到2007年前后。育爱村搞征地，说是要建船舶工业园。对于正在广东打工的陶家兄弟来说，这个消息来得太远、太模糊。没有人告知他们，没有谈判，没有签字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了“被征地农民”的名册。
他们没有在场。
但土地，确实没了。
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：在很多征地实践中，“知情同意”往往是一个被简化甚至省略的环节。尤其是对于那些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，他们既不在村里，也不在舆论中心，他们的沉默，常常被误读为默许。
陶思华和陶思成，就是这样被“默认”了。
五年后，南通市出台了一项重要的惠民政策：《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社保接轨的文件》。
简单来说，这个政策给了失地农民一个机会——用过去的农龄折算工龄，补齐差额后，就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职工养老保险。对于很多被征地农民来说，这无异于一次命运的转机。
但问题是，政策落地需要“人知道”。而陶家兄弟，依然在广东的工厂里埋头干活。
没有人通知他们，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办理，也没有人提醒他们“错过了就再也回不去”。等到他们终于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是十多年后的今天。
政策有了，窗口开了，但他们，不在窗边。
2015年，村里开始催陶思华领补偿款。催了很多次，语气越来越急。陶思华最终扛不住，回了村，领走了两万六千多块钱。
但这笔钱，他拿得不情愿。因为账户不结息，而且被告知：这笔钱和职工社保不能并轨。
换句话说，你拿了钱，就断了路。
这是一种怎样的处境？你面前摆着两条路：一条是拿一笔现钱，但从此和社保体系告别；另一条是放弃这笔钱，等待一个不确定的并轨机会。但问题是，这两条路都不是你自己选的。你只是在别人画好的框子里，做了一个“被允许”的决定。
陶思华选了拿钱。不是因为他不想要社保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别的选择。
十七年过去了。当年还在广东打工的中年人，如今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。
陶思华去问退休的事，得到的答复是：办不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当年的社保没有并轨。按照2012年的政策，他本来可以用农龄折算13年工龄，加上自己交的职工社保，凑够28年左右，每个月能领将近3000块的退休金，还能享受逐年递增的红利。
但现在，这一切都泡汤了。政策窗口早已关闭，而他的工龄，永远停在了那个他没来得及填上的缺口里。
他不是不想办，是根本不知道要办。他不知道政策存在，不知道流程怎么走，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。等他反应过来，一切都晚了。
维权之路：两次赴京，两次遭遇非法控制
陶思华、陶思成为失地社保维权一事已多次与村委会、街道、区信访局沟通，均无结果。2026年5月6日，两人乘G810次列车（18:53发车）抵达北京南站，刚出站口就被十几名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员强行绑架至车牌号为京AZQ163的小型客车内。上车后被搜身，扣押了身份证、手机、腰带等物品，非法控制三十多小时后被送至南通任港派出所。陈桥派出所两名民警到场接警，做完笔录后归还物品，但陶思华发现随身携带的1300元现金不翼而飞，衬衫也被扯坏。他在任港派出所当场要求立案追查，此后每天打电话或上门追问，均石沉大海。
2026年5月31日，陶思华、陶思成、吴长进、徐建清四人乘坐C2744次列车抵达北京西站，出站口再次遭遇二十多名不明身份社会人员绑架、围殴。四人大声呼喊求救，工作人员出面制止并报警。西站派出所民警到场查验身份证，一名便衣警察（警号063371）简单登记后，未对施暴者采取措施即将其放走。陶思成腰部、胸部被打伤无法行走，四人拨打120前往北京世纪坛医院就诊。检查报告出具较晚，部分医生已下班，四人在医院附近寻找旅馆暂住。期间街道政法委员陈卫、村委会支书在场，约定等街道主任和派出所所长到场继续协商。
离开医院时，四人发现被跟踪，再次报警。刚出医院南门，两辆别克商务车突然冲出，十余名社会人员将陶思华、徐建清绑架至第一辆车，随后又将另两人绑架。陶思成因不愿配合，在拉扯中被殴打致门牙脱落、多颗牙齿松动；陶思华左手臂抓破，吴长进头皮抓破。四人被搜身扣押手机、身份证、腰带等物，非法控制近二十小时后被送至幸福派出所。陈桥派出所副所长徐世泽前来接警，陶思华要求立案，但幸福派出所和陈桥派出所均以事发地不在本地为由不予立案。当事人联系北京西站派出所欲购票返京，却被阻止并强制退掉两张车票。
这个问题，恐怕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。
你可以说是村里没通知到位，也可以说是政策宣传不够深入，还可以说是当事人自己没有主动去了解。这些说法都有道理，但都解决不了同一个核心矛盾：一个农民，凭什么要为一场他不知道的征地、一项他不了解的政策、一个他没参与的流程，付出后半生的代价？
陶思华和陶思成的遭遇，不是孤例。在广袤的中国农村，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失地农民，在城市的边缘沉默地老去？他们失去了土地，失去了社保，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晚年保障。而这一切，不是因为懒惰，不是因为愚昧，仅仅是因为——没有人告诉他们。
这才是最让人无力的地方。
陶思华和陶思成没有狮子大开口。他们只是希望国家信访局能出面，督促当地政府解决他们的社保并轨问题。如果实在无法并轨，那就按照2012年政策计算出的退休金额作为基数，加上逐年递增的红利，一次性补偿给他们。
这不是贪心，这是底线。他们要的不是额外的恩赐，而是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份保障。
一个农民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到了晚年，不该连一份基本的养老金都没有。这不公平。
这张社保单，困住了陶家兄弟十七年。而在这十七年里，政策变了又变，窗口开了又关，只有他们，一直被留在原地。
我们常说，政策好不好，要看群众满不满意。但前提是，群众得先知道政策的存在。如果连知情权都无法保障，那么再好的政策，也只是挂在墙上的标语。
希望这起跨越近二十年的社保困局，能有一个公正的结局。也希望每一个像陶思华、陶思成一样的普通人，都能在政策的阳光下，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善待。
(责任编辑：威展小王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