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7月6日,河北临城县人民检察院对赵晓明、郭虹瑜作出不起诉决定。理由写在决定书里: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表明,王丽玲的右肱骨内上髁骨折,“监控视频中摔倒可以形成,而被他人踹右上肢、被他人殴打右胳膊肘的方式均难以形成”;至于她另一处轻伤——右前臂丛神经损伤与对方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,“尚需查证”。
一句话——骨折是她自己摔的,不是被打的。
可王丽玲讲,2023年10月5日晚,她是拖着一条已经不敢沾地的右胳膊,用左手撑着爬到警车前求救的;而那份把“摔倒”和“被打”切成两半的成因鉴定,她事先并不知情。
两次退查之后
案子走得并不顺。临城县公安局2025年9月19日才移送起诉,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——2025年11月一次、2026年4月一次。两次补查重报之后,临城县检察院仍认为“现有证据材料未能形成完整链条,无法排除合理怀疑”。
两份不起诉决定书,把球踢回了原点:双方各执一词,赵晓明说王丽玲持木箱袭击,王丽玲说一家三口围殴她;而那份2025年6月出具的成因鉴定,成了压垮起诉的最后一块砝码。
鉴定书里,委托人给鉴定人出了一道三选一的选择题:王丽玲的右肱骨骨折,是①自己摔倒、②被人踹右上肢,还是③被人打右胳膊肘形成的?鉴定人勾选了①——依据是监控画面,2023年10月5日19时34分12秒,王丽玲右侧身体、右肘屈曲位着地。
赵晓明自己签过的那句话
对照这份鉴定,有一份更早的笔录,被轻轻翻了过去。
2023年10月7日,案发后两天,赵晓明在第一次询问笔录里写过:对方女性右胳膊骨折,“可能是我用力拽其倒地造成”。
到2025年3月,他的说法变成了:“王丽玲的损伤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从“可能是我拽的”到“和我无关”,中间隔了一年半,也隔了王丽玲伤情被定成轻伤二级的那个时间点。
再看现场。110执法记录仪拍下的画面里,郭虹瑜是正常走动的——可赵晓明、郭虹瑜、王月霞三人在多份笔录里,一致说郭虹瑜“被王丽玲打倒在地、再没起来”。出警时行动自如的人,和笔录里昏迷不醒的人,到底哪个是真的?
王丽玲讲起那个夜晚,说法是另一个版本:她离开现场去找住在A3栋的姐姐调解,喊了五六声没人应。等她回到车边,父亲不见了。她低着头拿出手机,正要给父亲拨电话,后颈突然被人猛打了一下,后腰又挨了重重一踹——赵晓明是从背后动的手。她往前跑,赵晓明追上来,连着踹了她后腰好几脚。
跑出十几米远,她扭回头,才看见父亲落在了三人手里:赵晓明掐着她父亲的脖子,王月霞和郭虹瑜一人拽着一只胳膊。
她从地上捡了块木片冲过去,木片被郭虹瑜抬手挡掉。接下来,郭虹瑜拽住她头发,赵晓明一拳打在她双眼上,又用硬物连击她的头部、后颈和双臂。她晕厥过去,再醒来时,三个人围着她从上到下连踢带踹——赵晓明和王月霞专踩她的右胳膊、右手和手指,郭虹瑜踢她的胸口和左臂。她求了无数次“别打我了”,听见王月霞喊“打死她”。
两个1994年出生的壮年,对阵一个1980年的女人和她七十多岁、腿有残疾的父亲。
鉴定书里三个对不上的地方
王丽玲和她的代理律师,后来对这份决定了不起诉的鉴定,挑出了三处硬伤。
第一,鉴定引用了一份2024年11月25日“王某霞”的询问笔录作为检材。可律师翻遍整本案卷,找不到这份笔录;更蹊跷的是,“王某霞”的签名笔迹,与本案证人王月霞——郭虹瑜的母亲、赵晓明的岳母——高度相似。一份卷宗里查无此人、签名却长得像自家亲戚的笔录,是怎么进到鉴定机构的?
第二,王丽玲受伤后拍摄的多张伤情照片,没有被纳入鉴定材料。照片里右胳膊、手背、手指上的踩踏和踢踹痕迹,鉴定人一张都没看到。
第三,也是最要紧的一点。王丽玲讲,监控拍到的那第三次摔倒,已经是她被围着踢了一圈之后的事——她爬向警灯时右胳膊已经一碰就剧痛,只能悬着,用左手挂住车窗。如果胳膊在摔倒前就已经被踩伤、抬不起来,那“摔倒手撑地”这个鉴定结论的起点,是不是就站错了?
卡里多出来的926段录像
比鉴定更早出问题的,是那张行车记录仪存储卡。
2023年10月5日深夜取卡时,没有调取通知书,没有提取笔录,没有扣押清单,也没有王丽玲这个持有人的签字。直到一年后她去索要,派出所才补办了一份《调取证据通知书》——落款2024年9月11日,纸上却写着“请于2023年10月5日前提供”。
这张卡后来一直由民警郭润江个人保管,没有封存,没有算校验值,取出后直接插进读卡器。2024年9月,派出所长任永乾和民警杨旭光先对王丽玲说“有视频”,13天后又改口“双方的卡都没有当天记录”。
2026年9月,上海司鉴院对两张卡做了电子数据鉴定:标“赵晓明”的卡,所有录像停在2023年5月9日,比案发早了近五个月;标“王丽玲”的卡,文件系统损坏,恢复出926段室内场景录像,时间全部指向2024年5月——这张卡自案发当晚就再没回到过王丽玲手里。
两张卡里,都没有2023年10月5日晚7点。
至于小区监控,公安事后说“摄像头坏了”,物业的说法却是从没坏过,而且事发后三四天,三名出警人员才把监控调走。这段监控现在在哪里,没有人回答。
派出所的时间差
再看办案的时间线:赵晓明、郭虹瑜案发后第4天就做了伤情鉴定;王丽玲等了62天,她父亲等了32天。现场围观群众一个都没登记,双方身上的损伤没有当场拍照固定。
王丽玲和父亲直到案发15天后才被询问——那天王丽玲本人去了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,而她父亲一个人在病房时,郭润江等三名办案人员走进了病房。王丽玲讲,她父亲王书群当时说的是“三个人打的”,笔录落下来,打人者却只剩了赵晓明和郭虹瑜两个名字。她父亲是个只上过扫盲班、眼镜在冲突中被打丢的老人。
2024年7月1日刑事立案,最初的案名是“王丽玲打架案”——律师提出异议后,才改成“王丽玲被故意伤害案”。赵晓明被刑拘7天后,2024年7月29日就取保;王丽玲讲她去检察院问,得到的答复是从没收到过报捕材料。
那个夜晚,王书群的眼镜、帽子、手机在混乱中被打丢,至今没有下落;第一辆赶到的120,开口说的是“我是来拉对方的”。
案子走到今天,王丽玲拿到了不起诉书,也拿到了王月霞“伪证罪”报案的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,复议维持。她向邢台市检察院申诉,向邢台市公安局申请复核,依旧是维持复议决定。
问题还挂在那里:
赵晓明亲笔写下的“可能是我拽的”,怎么就变成了“和我无关”?
那份决定了不起诉的成因鉴定,为什么用了一份卷宗里找不到的笔录?
锁在派出所三年的卡,怎么会自己长出2024年5月的室内画面?
王书群口中“三个打人的”,又是怎么在笔录里变成两个的?
这些答案,不该由一个住院54天、至今右手手指仍然发麻的女人,一条一条去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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